第89章 梵蒂岡的堅冰與務實（第1頁）

羅馬的秋意，仿佛也浸染了臺伯河兩岸截然不同的心境。奎里納萊宮所在的東岸，落葉被勤快的市政工人掃入籮筐，街道上車馬喧囂，新遷入的政府各部人員步履匆匆，充滿著一種新興國家首都的忙碌與活力。而一水之隔的西岸，梵蒂岡的高墻之內，秋色卻顯得格外肅殺和凝滯，時間仿佛在這里凍結，只剩下一種沉重得令人窒息的沉默與敵意。

自意大利軍隊進入羅馬、《教皇保障法》被庇護九世教皇斷然拒絕以來，已過去一年有余。那道橫亙在永恒之城中心的裂痕，非但未能彌合，反而在時間的沉淀下，凝固成了一道更加堅硬、更加冰冷的壁壘。

梵蒂岡，這座城中之國，已成為庇護九世自我宣稱的“囚籠”和對抗世俗世界的堡壘。宮殿的大門對任何帶有意大利官方色彩的人員緊緊關閉，溝通的渠道幾乎全部斷絕。這里聽不到《皇家進行曲》，看不到綠白紅三色旗，只有身著文藝復興時期華麗制服的瑞士衛兵，如同移動的歷史壁畫，沉默而警惕地守衛著與外界隔絕的教廷。宮內氣氛壓抑，年邁的教皇沉浸在一種悲情與憤懣交織的情緒中，每日祈禱和發布通諭，譴責著“竊取圣座的強盜”。他與他的樞機團們，固執地堅守著一種絕不妥協的姿態，將自身與整個意大利王國徹底對立起來。

這種對抗絕非消極的沉默。梵蒂岡所掌握的、依然暢通無阻的全球天主教網絡，成為了它強大的武器。教皇的通諭、教廷控制下的報刊（如《羅馬觀察家》），持續不斷地向全世界發聲，痛斥意大利政府是“褻瀆神圣的掠奪者”、“迫害教會的罪人”，呼吁全球十億天主教徒在精神和行動上抵制這個“不義的政權”。雖然這種號召對大多數普通意大利信徒的日常影響有限（他們照常去教堂做彌撒），但它確實在國際上，尤其是在西班牙、奧地利、愛爾蘭等虔誠天主教國家，給意大利的形象蒙上了一層陰霾，使得外交官們時常需要費力解釋。在國內，特別是在南方保守的鄉村和老一輩虔誠信徒中，這種持續的譴責也制造了一種微妙的不安和對立情緒，埋下了不穩定的種子。

面對梵蒂岡這股冰冷、持久且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對抗，亞歷山德羅·科斯塔在奎里納萊宮的辦公室內，展現出了與其年齡不符的驚人冷靜與老練的政治智慧。他沒有被激怒，更沒有像議會中一些激進派議員所鼓噪的那樣，采取切斷梵蒂岡水電供應、限制人員出入甚至悍然廢除《保障法》等強硬報復措施。

“先生們，憤怒和報復是弱者所為。”他在一次高層會議上，冷靜地駁回了激進派的提議，“我們不需要在口頭上戰勝一位自囚的老人，那樣做只會給他送去‘殉道者’的光環，激化矛盾，并讓歐洲所有天主教國家找到干涉的借口。我們需要做的，是在事實上完成意大利的現代化構建。梵蒂岡愿意活在過去，就讓它活在過去。而意大利，必須堅定不移地面向未來。”

他制定并嚴格執行了一套“雙軌并行”的精密策略：第一軌道：模范執行，占據道義高地。他嚴令內政部、羅馬地方政府以及所有相關部門，必須不折不扣、甚至超標準地嚴格執行《教皇保障法》的每一項條款。

安全與主權：增派便衣警察，嚴密護衛梵蒂岡邊界，絕對防止任何激進分子或暴徒沖擊，同時嚴令軍警絕不踏足梵蒂岡境內一寸土地，以示對其“主權”的最大尊重。

年金支付：每年高達322。5萬里拉的巨額年金，由財政部設立專門賬戶，準時、足額撥付，盡管教廷官方一直聲稱“為秉持原則，此款項并未用于教皇個人，而是存入特定賬戶用于慈善事業”。亞歷山德羅要的就是這個支付的動作和記錄。

便利提供：確保通往梵蒂岡的所有公共道路暢通，郵政、電報服務（盡管教廷可能謹慎使用）不受任何阻礙。他要通過這些行動，向意大利國民乃至全世界清晰展示：意大利王國是一個講法治、重承諾、有擔當的現代文明國家。即便對方拒不合作，甚至惡語相向，意大利依然恪守國際義務和自身法律，表現出最大的克制與誠意。這將梵蒂岡置于一個頑固、不近人情的尷尬境地。

第二軌道：堅定改革，塑造既成事實。這是真正觸及教廷千年根基的實質性動作。在亞歷山德羅的強力推動下，一系列世俗化政策在全國范圍內，尤其是北方和中部地區，得到了更堅決、更徹底的推行，如同無聲的潮水，慢慢侵蝕著舊的堤岸。

民事登記制度：內政部派遣了大量官員，深入城鎮鄉村，甚至南方教區影響力深厚的地區，強力宣傳并推行強制性民事登記。出生、死亡、婚姻必須首先在地方政府機構登記，才具備法律效力。盡管教堂的洗禮、婚禮儀式依然可以舉行，但其法律效用被徹底剝離。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特別是城市居民，開始選擇先在市政廳辦理簡潔的民事婚姻。

教育世俗化：教育部督學頻繁出動，對所有接受國家補貼的學校（包括大量歷史上由教會創辦或管理的學校）進行嚴格檢查。強制使用國家統一編訂的教材，課程核心緊緊圍繞培養國家認同、公民意識和現代科學文化知識，歷史課重點講述意大利統一進程。宗教課程被嚴格限制為選修，且不得占用主課時間，教學內容也受到監督，防止成為抨擊政府的講壇。

司法統一：司法部明確公告全國，教會法庭的任何判決，在意大利王國境內完全不具任何民事或刑事法律效力。所有財產、婚姻、繼承等糾紛，必須由國家各級法庭，依據剛剛開始推行的《意大利王國民法典》（草案）進行裁決。國家法律的權威，被堅定不移地確立于一切宗教法規之上。

這些政策像一套組合拳，精準而持續地削弱著教會在意大利社會生活中傳統享有的管理職能和巨大影響力。庇護九世在梵蒂岡內發出更強烈的抗議，斥責這是“竊取上帝的權力”、“毀滅靈魂的暴行”，但在亞歷山德羅精心構建的法律和行政框架面前，這些來自高墻內的詛咒，顯得越來越蒼白無力，漸漸淪為一種脫離現實的背景噪音。

一種奇特的“冷和平”狀態在羅馬形成了。梵蒂岡保持著它的傲慢、孤立與永恒的譴責，如同一塊拒絕融化的堅冰；而意大利政府則禮貌、堅定且高效地推行著自己的現代化議程，用一個又一個既成事實，構建著新的國家與社會。兩者近在咫尺，卻仿佛處于兩個平行的時空，互不接觸，卻也未再爆發直接沖突。

亞歷山德羅用他的極致務實和戰略耐心，成功地將與教廷的對抗控制在了一道無形的高墻之內，將其轉化為一場長期的、基于法律和事實的消耗戰。他避免了激烈的正面沖突可能帶來的內部分裂和國際風險，為國家黃金發展期的延續，爭取了至關重要的穩定內部環境。他深知，要融化梵蒂岡的堅冰，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久的時間，但他并不急于求成。他正在用日復一日的、不可逆轉的新現實，耐心地覆蓋舊的秩序，默默等待著堅冰自行出現裂痕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