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扯回來,王軒回到四合院,也不是無所事事。他在琢磨著一件更長遠的事:要是自己想在電影圈真正立住腳,那必須得考慮“抄哪部國外電影”,而且抄的還不能亂抄。
得有針對性,得符合三大電影節的口味。因為三大電影節各有各的偏好,你要是弄錯了方向,就等于在錯誤的跑道上狂奔,最后只能白費力氣。
為了理清思路,王軒先給自己做了個功課,簡單總結了三大電影節的口味。
首先是威尼斯電影節。
它號稱“電影藝術的先鋒者”,是全球歷史最悠久的電影節,創辦于1932年,幾乎和現代電影工業一同成長。
威尼斯的核心價值就在于“先鋒性、實驗性、作者表達”。用行話說,就是特別偏愛“作者電影”——導演必須有鮮明的個人風格,要能通過鏡頭語言、敘事結構、畫面調度來展現自我。通俗點講,就是“高冷”,就是“讓普通觀眾看不懂”。
你要是拍一部劇情緊湊、打斗火爆的商業片拿去威尼斯,那評審團多半會直接搖頭。
票房大片對他們來說不值一提,他們要的是“藝術探索”。所以很多在威尼斯獲獎的電影,往往是那種畫面冷峻、節奏緩慢、充滿隱喻和象征的作品。比如某個鏡頭要拍三分鐘的海浪翻涌,某個場景只有演員坐著發呆,但卻被解讀為“對人類存在的深刻反思”。
這類電影藝術性強,學術界捧,但票房必然慘淡。也正因為如此,威尼斯在三大電影節里,影響力反而是最小的。普通觀眾幾乎不會關注,更多是影評人、學者、電影學生才會去追逐。
其次是戛納電影節。
如果說威尼斯是藝術至上,那戛納就是藝術與商業的平衡者。戛納是全球影響力最大的電影節,也是最會玩宣傳的電影節。
紅毯陣容豪華,狗仔、媒體、記者一擁而上,熱度往往能輻射整個娛樂圈。戛納的定位很聰明,它既保持了對藝術電影的尊重,也懂得適當向商業大片敞開大門。
比如邀請好萊塢大明星來走紅毯,既能吸引眼球,又能保證電影節的全球影響力。
不過,別以為戛納就真的向好萊塢低頭了。歐洲人骨子里是看不起美國電影的,在他們眼里,好萊塢明星就和美國在歐洲眼中一樣的定位,那就是“北美野牛”,粗鄙而浮躁,缺乏真正的藝術性。
邀請美國明星,不過是利用他們的知名度來炒熱度,最終能拿獎的,往往還是那些帶有歐洲調性的電影。換句話說,戛納既能滿足藝術圈的自尊心,又能滿足市場的曝光需求,所以它才是三大里最有話語權的一個。
最后是柏林電影節。
柏林的標簽特別鮮明:政治性與社會性。德國人在二戰后,整個國家都在集體反思,他們的文藝創作幾乎都離不開“社會責任”這個大主題。
柏林電影節自然也繼承了這種氣質,強調電影的現實關懷與人文思考。換句話說,你的電影里得有對社會問題的剖析,對人性的探討,或者對政治議題的隱喻。
在柏林拿獎的電影,往往都是和某些時代問題緊密相關的。比如移民、種族、戰爭創傷、環境問題、性別平權,等等。
哪怕故事拍得很樸素,只要主題夠“社會”,柏林就會買賬。這也是為什么柏林的“金熊獎”,在國際輿論場里總能掀起一波討論——它不僅是一個獎項,更像是一種“立場聲明”。
總結下來,三大電影節的路線差別極大:
?威尼斯要先鋒和藝術性,哪怕票房撲街,也要“作者表達”
?戛納要在藝術和商業之間找平衡,既能賣弄情調,又能撈足流量;
?柏林則要政治和社會關懷,最好能引發全球輿論的共鳴。
看似在王軒面前有三條路可走,其實最大的捷徑就是選威尼斯了。
所以王軒打算參加威尼斯電影節,那就得選藝術性非常強的電影才行,那就先選一部棒子國的片子:
《密陽》:2007年上映,由李滄東執導,影片講述了女主角申愛在喪夫后帶著兒子來到丈夫的故鄉密陽,試圖重新開始生活,但兒子卻意外被綁架并殺害,她因此陷入絕望,并試圖通過宗教信仰尋找救贖。
女主憑借出色的表演成為韓國首位戛納影后,影片對人性、痛苦、信仰等主題的深刻探討,也獲得了戛納金棕櫚提名。